观音信仰是大乘佛教领域最流行的一种信仰形态。这种信仰形态在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与宗教、哲学、艺术、民俗、伦理、文学等文化形态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构成一种厚重而复杂的宗教文化现象，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既在佛教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也对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观音信仰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遗憾的是，从总体上来看，有关观音信仰的研究在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大陆学术界历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当然，随着学术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涌现，虽然还显零散与薄弱，但也不乏一些深刻的理论剖析和精到的史实考证，为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值得我们认真总结。这里，我们从中国大陆学术界、台港学术界、国外学术界等三个方面，对现有的观音信仰研究进行宏阔性的综述与分析，并对笔者本人在本领域的一些初步研究作简要的汇报。

一、中国大陆的观音信仰研究：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大陆的观音信仰研究是非常薄弱的，有关观音信仰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和史实问题还没有系统疏理和深入研究。不过，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分布在观音这一重要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下面我们从横向将这些成果分为8个方面进行考察[①]。

一是从历史学和宗教学的角度分析观音信仰形成与传播的基本线索，涉及观音信仰的形成、演变、传播历史以及地区性观音信仰的形成原因、发展脉络等，还有某种特殊形态的观音信仰、观音形象、观音教义、观音道场的兴起与变化等。如王景林的《观世音的来龙去脉》[②]、徐静波的《观世音菩萨考述》[③]、段友文的《观音信仰成因论》[④]、郑筱筠的《观音信仰原因考》[⑤]、王连胜的《普陀观音道场之形成与观音文化东传》[⑥]、孙丽的《中国人的观音信仰》[⑦]、徐宏图的《谈普陀观音信仰的历史影响》[⑧]、贝逸文的《论普陀山南海观音之形成》[⑨]、《普陀紫竹观音及其东传考略》[⑩]、关兰的《浅析杨柳枝观音的历史起源》[11]、张楠的《云南观音考释》[12]、芮传明的《中原地区女相观音渊源浅探》[13]、王和平的《从档案史料看普陀山道场的兴衰》[14]、华思文的《简论泰国观世音崇拜的兴起》[15]、陈星桥的《观世音菩萨在中国》[16]、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三卷第五章《佛教信仰在民间的流行》[17]、王青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与神话》的第四章《观世音信仰与相关神话的起源与发展》[18]、曾其海的《浅谈天台宗对观音信仰的推动》[19]等。这些研究尽管涉及的具体时空有所不同，所探讨问题的角度也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以观音为考察对象，而且均围绕历史的演进来展开说明，有的虽以横向的方式进行论述，但观音信仰历史的研究依然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研究当中涉及印度观音信仰起源与演变的内容只占少数，更多的研究则把视角放在中国的范围之内。这些成果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不同观音信仰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对我们认识和理解观音信仰在中国形成与演变的历史有很大的帮助。

二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对观音信仰与文学之关系特别是观音信仰的文学特征以及观音信仰对文学影响的探讨，在这种研究中，更多的是关于观音与民间通俗文学之关系的探讨。在这方面比较重要研究成果有孙昌武先生的《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20]、《关于〈冥祥记〉的补充意见》[21]、《六朝小说中的观音信仰》[22]、《观世音应验记三种》[23]、董志翘的《〈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24]、曹道衡的《论王琰和他的〈冥祥记〉》[25]、王海燕的《湘西观音信仰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26]、王海梅的《〈西游记〉与观音信仰》[27]、孙世基的《〈观音得道〉今昔谈》[28]、郑筱筠的《观音救难故事与六朝志怪小说》[29]、夏广兴的《观世音信仰与唐代文学创作》[30]、欧阳康的《从〈观世音应验记〉到〈西游记〉──从一个方面看神怪小说与宗教的关系》[31]等。这些研究也主要以中国为范围，涉及的时间跨度则上自六朝，下迄当代，侧重点在民间文学与民俗信仰，重点在六朝、唐宋和明清三个时期，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民间观音信仰者的各种灵验故事以及佛教的观音灵验信仰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文学的阐释、文献的整理以及信仰与民间传说之间关系的清理等，这种研究可以直接窥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文化形态与信仰心理，具有真实性、亲切性、生动性的特点，显示了观音在民间的巨大影响，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奇特的文学领域。在这方面的研究中，目前涉及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文学成分及印度观音信仰各种形态与文学之间不同关系的还很少。三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各种观音灵验故事及观音信仰与民俗之关系的研究，涉及到民俗与民间信仰的许多方面，如郑筱筠的《试论观音净瓶、杨枝与中印拜水习俗》[32]、杨曾文的《观音信仰的传入和流传》[33]、韩秉方的《观世音信仰与妙善的传说——兼及我国最早的一部宝卷〈香山宝卷〉的诞生》[34]、孙秋云《谈我国民间的观音信仰》[35]、王福金的《观音信仰与民间传说》[36]、贝逸文的《普陀山送子观音与儒家孝德观念的对话》[37]、齐风山的《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及由男变女》[38]、项裕荣的《九子母、鬼子母、送子观音：从“三言二拍”看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佛道混合》[39]、程俊的《观音与妈祖——浙闽台海洋宗教信仰之比较》[40]、蔡少卿的《中国民间信仰的社会特点与社会功能——以关帝、观音和妈祖为例》[41]、法尊的《浅谈伪经与观音信仰的中国化》[42]、张小东的《中国化观音的性别以女为主的原因初探》[43]、刘长久的《从观音信仰说起——兼及遂宁市对观音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44]、郑祯诚的《中国观音——妙善公主的故乡在遂宁》[45]、朱子彦的《论观音变性与儒释文化的融合》[46]、赵杏根的《“以色设缘”与鱼篮观音像》[47]、温金玉的《观音菩萨与女性》[48]、贺嘉的《民间传说中的观音》[49]、赵克尧的《从观音的变性看佛教的中国化》[50]、李小荣的《高王观世音经考析》[51]等。此外，还有很多书籍的部分章节涉及观音与民间文化的关系，如张国刚的《佛学与隋唐社会》[52]中的第五章和第六章《隋唐佛教与民众信仰》（上下），论述了隋唐时期观音信仰在民间的流行与变异情况。贾二强的《唐宋民间信仰》中的下篇《唐宋民间信仰与宗教》对民间观音信仰也有论述[53]。上述研究涉及到观音民俗文化现象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如早期的观音灵验故事、妙善的传说与影响、观音女性化问题、观音信仰中的伪经问题、观音与儒家关系及其影响的问题、观音与其他民间神灵的关系问题等。这些研究对解释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与民间文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对于古代印度观音信仰中的此类问题来说，这些研究基本没有涉及或没有展开论述，即使涉及到的文章，印度古代观音信仰的追溯也仅仅成为研究中国民间观音信仰问题的铺垫。四是从艺术与考古的角度对各种观音造像的考察，如孙修身、孙晓岗的《从观音造型谈佛教中国化》[54]、郑秉谦的《东方维纳斯的诞生：“观音变”初探》[55]、刘继汉的《从阎立本的“杨枝观音”谈观音画像的演变及其他》[56]、芮传明的《中原地区女相观音渊源浅探》[57]、刘彦军的《十一面观音》[58]、李翎的专著《藏密观音造像》[59]和系列学术论文《擦擦观音像研究》[60]、《藏密救六道观音像的辨识——兼谈水月观音像的产生》[61]、《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62]、《三叶冠观音像考》[63]、《六字观音图像样式分析——兼论六字观音与阿弥陀佛的关系》[64]、《水月观音与藏传佛教观音像之关系》[65]、李云晋的《云南大理的“阿嵯耶”观音造像》[66]、金申的《博兴出土的太和年间金铜观音立像的样式与源流》[67]、郭子瑶的《观音形象中国化的审美依据》[68]、李彩霞的《馆藏唐卡观音类赏析》[69]、赵广铃的《慈愍法像，殊妙庄严——宁波七塔寺十一面观音造像赏析》[70]、董彦文的《多姿多彩的观音菩萨》[71]、王丹的《从观音形态之流变看中国佛教美术世俗化、本土化的过程》[72]、阚延龙的《千手千眼观音的艺术特色》[73]、马天凤的《隋立观音像》[74]、杨庭慧的《画圣吴道之与观音像石刻》[75]、冯汉镛的《千手千眼观音圣像源流考》[76]、刘智的《延安市收藏的千手千眼观音铜造像》[77]、王惠民的《敦煌千手千眼观音像》[78]、刘凤君的《山东省北朝观世音和弥勒造像考》[79]、业露华撰文的《中国佛教图像解释》中的第四章《观音部》[80]等。这类研究成果数量最大，难以尽列。其主要特点是以实际存在的观音造像为依据，以艺术的风格及其演进为线索，以观音信仰的教义为背景，同时涉及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在中国的演变、观音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藏传佛教观音信仰与汉地观音信仰的区别等问题，所以，这些研究既是艺术的研究，也是宗教的探析，既是历史的追溯，也是现实的关注，既对我们理解观音形象在中国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对我们认识各种不同的观音信仰形态具有很大的帮助。五是从宗教学和哲学的角度对观音经典和观音信仰法门进行的分析，如佛日的《观音圆通法门释》[81]、楼宇烈的《〈法华经〉与观音信仰》[82]、赵觉光的《千处祈求千处应的观音菩萨》[83]、涌渊的《略述观世音菩萨修行法门》[84]、王龙智隆的《闻思修解六结——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之六步反闻工夫》[85]、汤琳的《观音法门》[86]、宋道发的《观音感应初探》[87]、樊子林的《观音名号刍议》[88]等。此类作品在佛教界也相当的多，几乎所有讲解《法华经》、《楞严经》和《心经》的宣教性作品都涉及到观音的法门。这类作品中有的属于研究性的成果，有的则仅仅是对义理的阐述。从内容来看，基本集中于《法华经》中《普门品》的救难法门、《楞严经》的“观音耳根圆通法门”、《心经》的般若智慧法门。其中前一种法门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民众观音信仰的把握，后两种观音法门的研究则主要体现在与禅宗思想的沟通。总体上来看，从哲学或宗教学角度对观音信仰义理的研究是所有观音研究领域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与艺术与文学角度的观音信仰研究相比，还显得非常冷清。另外，由于观音信仰这三种法门都来自于古代印度[89]，所以，在这些作品中，均涉及古代印度的观音信仰以及印度观音信仰在中国的流行与演变等情况。

六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对观音信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流传及其同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关系的研究，如邢莉的《观音信仰与中国少数民族》[90]、扬政业的《从洱海区域的观音信仰看外域文化的影响》[91]、杨学政的《密教阿吒力教在云南的传播与影响》[92]、卢亚军译注的《西藏的观世音》[93]、萧明华《从两尊观音造像看唐宋南诏大理国的佛教》[94]、周毅敏的《试析大理白族民间观音崇拜》[95]、李东红的《大理地区男性观音的演变——兼论密宗的白族化过程》[96]、吴棠的《白族信仰中的观音形象》[97]、邢康的《尊白衣观音为家神——谈辽朝的宗教信仰》[98]、徐晓望的《闽人与观音崇拜》[99]等。李翎等人对藏族地区的观音信仰则多有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关于藏密观音的造像艺术特征与演进，也有关于藏密观音法门的阐释与分析。这类研究与民俗学的研究有许多相通之处，揭示了观音在一些少数民族当中的流传与演变情况，不但有利于我们理解这些民族的文化特性，也有利于我们认识观音信仰的不同发展和丰富多彩的变化形态。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观音与少数民族文化关系的研究仅仅涉及云南和西藏等几个少数地区，历史上观音与许多少数民族文化均发生许多有趣的联系，这方面的研究还基本没有展开。七是分门别类地总结和阐释中国观音信仰的各种现象的著作，这方面最有名的要算邢莉女士的《观音信仰》[100]和《观音——神圣与世俗》[101]。其中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扩充。这部书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1、观音的由来；2、观音的本土化；3、观音的神变；4、观音女神；5、少数民族与观音；6、历代观音；7、观音与诸神；8、弱者的烛光；9、强者的哀怨；10、妇婴的保护神；11、崇拜仪式与物化形式。温金玉的《观音菩萨》则探讨了观音的身世、观音的形象、观音的女性化、密教观音、观音的法门、观音的道场、观音信仰的传播等问题[102]。罗伟国的《话说观音》[103]和张总的《说不尽的观世音》[104]则以通俗和图文并茂的方式，系统介绍观音信仰的方方面面。这些作品涉及到观音信仰的很多方面，主要都是根据文献资料进行的研究，研究的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上自古代印度，下迄当代中国，而尤以中国历史上的观音信仰为核心。八是对观音经典的整理校勘，在这方面最有价值的要算方广锠先生近年来所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其中有相当多的文献属于观音经典，当然这些经典中更多的还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伪经。另外，近年来天津、海南等地还有多部观音资料大全类的丛书或大部头著作问世，一些电子版本的观音文献数据库也有几家正式制作完成，但这些出版物多没有对所收录的观音经典进行整理与校勘。诠释观音法门的《心经》、《楞严经》、《法华经》等经典近年来陆续有人进行注释与白话翻译。从纵向来看，中国大陆现有的观音信仰研究已经遍布各个时期，有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如王青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与神话》[105]、杨曾文的《观音信仰的传入和流传》、周一良《跋观音赞》[106]主要论述的就是这个时期，孙昌武的《观世音应验记三种》[107]和董志翘的《〈观世音应验记三种〉注译》[108]也是关于这个时期观音信仰流传情况的原典整理与研究；也有研究隋唐时代的，如曾其海《天台宗对观音信仰的推动》[109]、郭绍林的《论唐代的观音信仰》[110]；还有研究宋以后的，如赵克尧的《从观音的变性看佛教的中国化》[111]、孙昌武先生的《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也有大量的篇幅在探讨明清时期的观音与文学。基本上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观音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观音信仰的初期传播和灵验故事与造像研究等方面；唐代以后的观音信仰则集中在观音的女性化以及观音信仰与文学之关系等方面。尽管中国大陆学术界的观音信仰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依然存在着许多不足，表现在：1、至今还没有一部全面系统的论述观音信仰从印度到中国的传播演变过程的专著，现有的研究都是从某个具体的方面或者具体的时代来展开的，所以，缺乏系统性；2、尚没有把观音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来进行研究，各种研究都是从观音信仰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来进行研究的，缺乏完整性；3、中国观音信仰的发展演变是印度观音信仰向中国不断传播并在中国特定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所以，从印度观音信仰的形成及其向中国传播的角度对观音信仰进行研究，将是揭示中国观音信仰源流与本质特征的重要途径。目前中国大陆学术界还没有这样的研究，已有的理论性研究绝大多数流于平淡，介绍性、叙述性作品多，所以，缺乏深刻性；4、目前中国大陆学术界的观音研究，主要是从文学、艺术、考古、古籍整理、民俗等学科的方法进行的，而观音信仰首先是一种历史性的宗教现象，历史性的宗教现象首先应该从宗教学和历史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并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学科的方法，所以，从研究方法来讲，大陆现有的观音信仰研究方法很不到位，明显缺乏多样性。二、台湾的观音信仰研究台湾地区的佛教研究具有方法新颖、资料翔实、精微独到等许多大陆所难以达到的特点。在观音信仰研究方面台湾学者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可以从研究领域的角度将台湾学术界的观音信仰研究划分为以下七类：首先是关于观音经典的研究和整理，主要成果有：黄国清的《〈观世音普门品〉偈颂的解读——梵汉本对读所见的问题》[112]、释道昱的《〈观世音经〉考》[113]、《再谈〈观世音经〉——〈请观世音经〉译本考》[114]、于君方的《伪经与观音信仰》[115]、《观音菩萨的经典依据及其名号和其他一些不明问题》[116]、张瑞芬的《从佛教经典看民间传说——李靖、妙善故事之演变》[117]、陈英善的《〈观音玄义〉性恶思想之探讨》[118]、演培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记》[119]、萧婉珍等的《观音宝典》[120]、全佛文化编辑部编的《观音菩萨经典》[121]、张火庆的《观世音普门品》[122]等。这些研究对一些著名的观音经典进行了深入的考证，涉及翻译、语言、版本、思想、信仰、传说等很多问题，所以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们的研究各有所专，各有其长，新见不少，启发良多。第二类是观音形象的研究。与中国大陆一样，从艺术角度对观音造像的研究也是台湾观音研究中成果最丰富的一个领域，笔者既没有尽阅此类作品，在这里也难以详尽列举所有成果。就笔者所接触的资料来看，比较重要的研究有：林富春的《论观音形象之变迁》[123]、陈清香的《千手观音像造型之研究》[124]、《观世音菩萨的形象研究》[125]、《观音造像系统述源》[126]、李玉珉的《梵像卷中几尊密教观音之我见[127]和《张胜温梵像卷之观音研究》[128]、胡文和的《四川与敦煌石窟中的“千手千眼大悲变相”的比较研究》[129]、古正美的《从佛教思想史上转身论的发展看观世音菩萨——中国造像史上转男成女像的由来》[130]、洪立曜的《观音画法鉴赏》[131]、赵超的《妙善传说与观世音造像的演化》[132]、刘世龙的硕士论文《明代女性之观音画研究》[133]、张惠玲的《台北市佛寺中的观音像研究》[134]、苏莹辉《院藏隋代佛重研》[135]、陈祚龙的《关于造作观世音菩萨形象的流变之参考资料（上下）》[136]、潘亮文的《有关观音像流传的研究成果和课题》[137]、《试论水月观音图》[138]、林子忻的《观世音造像之流变》[139]、广元的《释迦与观音像之考究》[140]、金荣华的《敦煌多臂观世音菩萨画像所持日月宝珠之考察》[141]、沈以正的《谈绘画史上的观音像》[142]、侑莲的《慈性之美——观音菩萨像（1-4）》[143]、黄崇铁的《金铜佛造像特展——以三十三观音为中心的探讨》[144]、马玉红的《艺术小百科——中国千手观音造像图考》[145]、葛婉章的《无缘大悲达观自在——院藏〈普门品〉观音画探究》[146]等。这些成果有的从宏观角度进行研究，涉及总体性的问题，如源流与演变以及特性等，有的则从具体的个案入手，进行翔实独特的考释；有的直接以物质形态的某类观音造像或某些具体作品为研究对象，有的则从精神形态的某种观音信仰形态或某种文化现象切入，再进行造像的历史追溯和原理解释，既涉及艺术的分析和鉴别，也涉及历史的疏理与义理的分析，对观音造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等也有论述，同时也显示了多学科多方法的优势和具体翔实的特点。

第三类是从密教的角度研究和整理观音咒法和密教观音信仰的，如林光明的《大悲咒研究》[147]、释彩灵的《观音大悲水修法》[148]、谈锡永的《观世音与大悲咒》[149]、法田的《十一面观音之探究》[150]、郑僧一的《青颈观音与大悲心陀罗尼》[151]等。特别是林光明先生曾对《大藏经》中的所有咒语进行全面、系统和翔实的整理与多种文字的对勘，堪称古今佛教咒语之集大成，这项浩大的工程中大量涉及观音信仰类的咒语，所以也可视作观音咒语的总汇。这些成果中最受关注的还是密教中的建立在《大悲咒》基础上的“大悲法门”，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则包括咒语的文字对勘，含义解释，诵持方法以及密教观音形象等。

第四类是从宗教修持的角度研究观音法门的，如圣印的《普门户户有观音——观音救苦法门》[152]、南怀谨等人的《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153]、释圣严的《中国佛教以〈法华经〉为基础的修行方法》[154]、智君的《从天灾人祸看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精神》[155]、何明怀的《观世音菩萨与众生的缘行》[156]、刘宽正的《观音法会的意义》[157]、炯泰的《谈佛家的观世音菩萨及般若与色空》[158]等。这些成果侧重于观音信仰的经典依据和观音信仰的实践体系，核心是观音救难法门，同时涉及观音的智慧法门以及观音信仰的其他一些方面，具有浓厚的传法性质。

第五类是关于观音信仰之流传与影响的研究，如郭佑孟的《大悲观音信仰在中国》[159]、林明德的《观音之匾联探索》[160]、曹仕邦的《浅论华夏俗世妇女的观世音信仰——兼论这位菩萨的性别问题》[161]、张静二的《论观音与西游故事》[162]、林美容的《台湾“岩仔”与观音信仰》[163]、江灿腾的《观音信仰与佛教文学》[164]、于君方的《观音灵验故事》[165]、高祯霙的《鱼篮观音研究》[166]、片谷景子的《冥报记研究》[167]、毛一波的《观音变形不变性》[168]、黄雍廉的《观世音菩萨究竟是男是女》[169]、曹仕邦的《观音菩萨的性别问题与华人的观音信仰》[170]等。这些研究涉及观音信仰与文学、民俗、历史等方面的关系，研究对象具体，论述系统，可使我们从一些具体的点或具体的方面，认识观音信仰的特征及其演变与流传。第六类是综合介绍、阐释、研究观音信仰的文章或著作，在这方面最有学术价值的是于君方女士的多项研究成果，如《多面观音》[171]、《大悲观音》[172]、《女性观音》[173]，另外还有释圣严的《观世音菩萨》[174]、蓝吉富主编的《观世音菩萨圣德新编》[175]、颜素慧的《观音小百科》[176]、莫佩娴的《观音与维摩》[177]、林淑满的《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178]、理耀的《观音圣德及其法门》[179]等。这些综合性很强的作品都具有分门别类的特点，系统性很明显。在这些成果中，有的以学术性为主，如于君方女士的作品；有的以弘法传教为特色，如圣严法师的著作；有的则以资料的整理与介绍为主，如蓝吉富先生主编的书籍；有的以知识介绍为特色，如颜素慧的作品。第七类是观音思想与现代管理的探讨，主要集中在1995年召开的“第一届观音思想与现代管理研讨会”所收集的学术论文中[180]。主要的如：尚荣安、徐木兰的《柔性管理之初探——以观音思想为例》；龚鹏程的《佛学与现代管理——观音思想与企业管理的方法论与反省》；高柏圆的《观音慈悲思想与服务的人生》；陈武刚的《慈悲与信望爱思想在行销管理上之应用——以克缇国际企业集团为例》；陈雨鑫的《以观音悲智双运行事——以统一企业集团为例》；张博尧的《观音思想与企业文化之实践——以宏基企业集团为例》；李元墩的《观音思想与人性观音之探讨》；萧业儒的《观音救苦救难精神与现代管理经营理念》；周庆华的《风险与祸害递灭律——观音思想给予现代管理的启示》；杨和炳、刘玉文的《从观音思想谈企业管理》；姚能赞的《观音思想与管理上的沟通艺术》；郑志明的《观音思想与生活管理》；庄耀辉的《论观音思想与和谐人际关系之建立》；黄旐涛的《论如何以观音慈悲思想建立我国社会福利特色》。这些研究论题大胆创新，角度奇特，方法新颖，给人以很大启发。所不足的是，这些研究对观音思想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所以，在观音思想对现代管理的有益借鉴方面当然就无法获得全面深入的认识。总体上来说，台湾学术界的观音信仰研究具有许多优势，这突出表现在研究的方法、研究的领域、研究的深度等三个方面。在方法上，台湾学者能够充分利用西方和日本学术界流行的一些手段，在切入点的选择、资料的运用、处理问题的思路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在研究的领域方面，台湾学者善于捕捉一些能够反映观音信仰流传与特质的一些小的问题，“小题大做”，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这些问题分属于观音信仰研究这个学术领域的各个方面，内容是比较广泛的；在研究的深度方面，因为台湾学者多“小题大做”，一般来说，他们的研究注重学术规范，资料翔实可靠，分析论证严密，有相当的学术深度。不足之处是，台湾学术界的观音信仰研究多微观而少宏观，缺乏从历史发展、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角度对观音信仰及其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进行的系统研究和梳理，把历史上的观音信仰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来进行整体认识和把握的研究还基本没有。另外，因为受地域背景的限制，台湾的观音研究在石窟造像方面不如大陆学术界那样丰富厚重。总之，观音信仰作为一种流传极广、影响深远的宗教文化现象，台湾学术界现有的研究还没有完全到位。三、国外学术界的观音信仰研究由于笔者外语能力的限制，这里只能以英语国家学术界的观音信仰研究现状为主来进行评论，其他语言特别是日文的研究成果则参考现在所掌握的第二手资料略做介绍。除了日本之外，国外学术界对观音信仰现象的研究是从六七十年代以后才开始的。在西方，一些大学的亚洲研究机构和宗教系的亚洲宗教研究专业常有对菩萨信仰感兴趣者，所以，在笔者所收集到的有关国外观音研究信息中，有很多都是这些机构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论文。我们可以把国外学术界的观音信仰研究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对观音造像的研究。这是从艺术的角度、大量使用考古的资料，进行历史的追述与艺术特征的分析，是西方学术界观音信仰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领域。代表性的成果有：美国加里福尼亚州立大学艺术系硕士研究生MaryVirginiaThorell于1975年完成了她的硕士学位论文《印度教对波罗和斯那王朝时期观音雕像的影响》[181]。该文首先对观音信仰的起源、发展特别是印度佛教后期的密教观音信仰情况做了追述，重点对古代印度波罗王朝（大约公元750-1197）和斯那王朝（大约公元1095-1202）[182]时期的观音造像进行研究，揭示了印度教对这一时期这一地区观音造像的影响。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大学东方艺术史专业的Tove E.Nevile女士所著的《十一面观音：它的起源和造像》[183]对密教观音信仰中非常著名的十一面观音信仰做了深入的研究，书中收集了采自印度、柬埔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中国汉族地区、朝鲜、日本等地的十一面观音造像共67种，对这种特殊形式的观音信仰的起源、造像演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时间上从古到今，地域上则涉及到南亚、东南亚、东亚等许多佛教流行的国家和地区。Chutiwongs的《东南亚大陆地区的观音造像》[184]对东南亚大陆地区的观音造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全书分六章，分别是印度与东南亚的文化关系、佛教故乡的观世音、缅甸的观世音、泰国中部地区的观世音、古代柬埔寨的观世音、占婆[185]地区的观世音。该书共600多个页码，资料翔实，内容丰富，附图200多幅，极具资料价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Chang,Cornelius Patrick的博士论文《水月观音画像研究》[186]专门对流传于中国的水月观音的造像进行研究。书中首先对唐以前中国的观音信仰以及观音名称的含义进行了阐述，接着对敦煌石窟中的四幅水月观音造像作详细的分析，然后对中国文献中的水月观音和普陀山观音作了介绍，对中国流行的三十三观音特别是其中的水月观音和白衣观音作了大概的勾勒，最后，对水月观音造像形式的演变作了分析。该书以缩微胶片形式出版，近200个页码，论述比较详细。Giuseppe  Vignato的《佛教的中国转化：以观音为例》[187]首先对视觉艺术在佛教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接着对中国的佛教造像作了历史的回顾，下来便开始研究观音，其中有这些内容：佛教经典中的观音和民众中的观音、崇拜仪式、观音的基本造像类型等。该书是作者的硕士毕业论文，以缩微胶片型出版物由美国“俄勒岗州神学研究交换网络”出版。Johnlarson 和Rosekerr《观音：一部杰作的展现》[188]主要是从考古的角度对历史上的观音造像进行分析。印度学者洛克什&S226;钱德拉的《敦煌壁画中的观音》[189]主要研究中国敦煌壁画中的观音造像，涉及观音名号的种类、来历、壁画的内容、观音的形象等。日本学者宫治昭先生的《斯瓦特的八臂观音救难坐像浮雕——敦煌与印度的关系》[190]主要研究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八臂观音救难坐像浮雕的艺术特点和基本内容及其同敦煌之间的艺术联系。日本学者西上青曜的《观世音菩萨图像宝典》则对观世音菩萨的各种形象及其来源进行了追溯和分析，对各种观音形象进行了说明[191]。

第二，国外观音研究的第二个类型是关于观音信仰的流传、演变等方面的研究。前面所说的第一类研究主要是研究观音的造像，尽管也涉及观音信仰的传播与演变问题。第二类型则主要是对观音信仰的产生、传播、演变以及所有这些变化的历史原因等，主要是用历史文献来进行研究，尽管也涉及观音的造像。而前者则多考古型研究，主要使用实物资料。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美国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宗教系硕士研究生Danya J.Furda的学位论文《观音菩萨：中国宗教中的女性象征》[192]对观音信仰在中国的流行以及女性问题在观音信仰的演变方面的重要影响作了分析。该论文分六章，分别论述了观音信仰向中国的传入和早期发展、观音性别的转化、女性在中国宗教中的重要性、佛教的普及与观音的神奇意义、观音的女性象征意义和慈悲象征意义等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观音信仰问题。GlenDudbridge的《妙善的传说》[193]对中国宋代以后出现的观音身世故事——妙善公主故事产生发展的历史线索和故事的结构、意义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C. N.Tay的长篇论文《观音：半个亚洲的崇拜对象》[194]对观音在整个亚洲地区的传播演变作了研究。[日本]佐伯富《近世中国的观音信仰》[195]一文则对中国历史上的观音信仰特别是宋代以后的观音信仰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美国罗哥斯大学教授Yu  Jun-fang（于君方）的《观音：阿缚卢枳低湿伐罗在中国的转变》[196]则是西方学术界近年来最重要的观音研究成果。本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于2001年出版，共600多页，资料翔实，论述周密，对观音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作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她还有许多有关观音研究的论文，如《观音菩萨的经典依据及其名号和其他一些不明问题》[197]、《观音灵验故事》[198]等，也都有相当的分量。法国学者石泰安的《观音，从男神变女神一例》[199]，从古代印度与观音相类似的故事传说当中寻找二者之间渊源，并在此基础上对观音性别的演变进行研究，认为中国观音从男到女的演变来自于印度文化的影响。这种观点独树一帜。除了研究以中国为主的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以外，在第二类研究中，也有关于其他国家观音信仰发展演变历史的研究，比较象样的成果是关于斯里兰卡历史上观音信仰的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是JohnCliffordHolt的《宝冠上的佛陀：斯里兰卡佛教传统中的观世音》[200]。该书分9个部分，对斯里兰卡接受观音信仰的历史契机、经过、演变、社会意义等作了详细的论述，书中还收集了许多非常珍贵的图片，是研究南传佛教地区观音信仰的宝贵资料。A.D.T. E. Perera的《Isurumuniya寺庙的人与马造像之谜》[201]对斯里兰卡的某寺庙所藏人与马头雕像及其与观音信仰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可谓具体的个案研究。另外，日本学者松本文三郎的《观音的语义及古印度与中国对他的信仰》[202]、泽田瑞穗的《鱼篮观音的传说》[203]也是早期观音信仰流传方面的论文。第三类是关于观音信仰的神话传说、宗教礼仪、神秘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和前面两种研究的区别是，前面两种研究都是对历史发展和历史遗存的研究，更多地涉及到宗教与社会政治、思想观念、民俗、艺术等方面的联系，而第三类研究则更注重于观音宗教信仰传说以及信仰内容与特征的研究或阐释。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MartinPalmer, Jay Ramsay and Mao-Ho Kwok的《观音：中国慈悲女神的传说和预言》[204]一书分三部分，一是简介观音信仰的起源与历史、二是阐述观音的神话与传说、三是关于流传于中国和日本等地的观音一百签和与之相应的一百首观音卜诗的解释和应用的说明。John  Blofeld也写了一部关于观音信仰的书，先是以《慈悲瑜伽：神奇的观音崇拜》[205]为书名在英国伦敦出版，后又以《慈悲菩萨：观音的神奇传说》[206]为书名在美国科罗拉多出版。笔者曾对两书作过对照，正文部分是完全相同的。该书对观音在印度和西藏的传播、中国民间的妙善故事、佛教的观音观念、宗教礼仪、瑜伽冥想、梦幻沉思、菩萨造像等与观音相关的问题都给予简明扼要的阐述。SandyBoucher的《发现观音——佛教的慈悲女神》[207]则是以一个虔诚的美国女性信徒的身份阐释观音信仰的意义、特征以及礼仪等，讲述了美国一些妇女希望看到更具女性面孔的上帝的心理以及这些人信仰观音后的体会，揭示了观音信仰在西方传播的情况。日本后藤大用著、黄佳馨译的《观世音菩萨本事》[208]也是以一位观音信徒的身份，对观音信仰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的整理，涉及到观音信仰的原理、观音形象的种类、观音的应化、观音的忏法等等。日本另外一位观音信徒森下大圆著、台湾星云法师译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209]则是众多《普门品》阐释著作中的代表，主要是通过讲解《普门品》这部最流行的观音经典来阐释观音信仰的基本内容。Sangharakshita的《菩萨的理想：佛教的慈悲与智慧》[210]则是论述佛教菩萨信仰中最核心的思想，其中涉及到了观音信仰的基本宗教内涵。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国外学术界还有许多与观音信仰有关的书籍或论文[211]，由于笔者尚未阅读，这里就不再作详细介绍。综上所述，国外学术界的观音信仰研究有以下特点：一是观音造像研究比较受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其中主要是观音各类雕刻像的研究，其次是观音画像的研究；二是有许多成果都是对观音女性化及其社会学意义的研究，说明国外学者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三是研究中国观音信仰的成果多于研究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其他国家的观音信仰的成果，这与中国观音信仰与印度和东南亚截然不同的个性特色及其广泛流传、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刻影响以及中国观音信仰在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的流行与影响有直接的关系；四是对南传佛教地区的观音信仰的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尽管和北传佛教地区特别是中国的观音信仰研究相比，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各南传佛教流行地区的观音信仰研究还非常单薄，但因为这些地区属于非大乘佛教菩萨信仰的流行地区，所以这些以实物为主要对象、偏重于考古和艺术的观音信仰研究，对于认识印度观音信仰的向外传播以及南传佛教地区历史上观音信仰的特征，便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五是研究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的成果多于研究中国正统佛教的观音信仰，这两种观音信仰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它们之间既有联系，但也有很大区别，国外学者对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的更大兴趣说明他们看准了印度观音信仰中国化程度最深的部分，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所有观音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外学者所进行的观音信仰研究，除了使用宗教学、历史学的方法外，还特别注重用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法进行研究。他们分析问题的角度也很有特色，在选题方面比较喜欢一个具体甚至是细小的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当然，除了像于君方这样的华裔学者外，许多国外学者由于汉语能力的限制和对中国文化深刻性把握的不足，所以，有关中国观音信仰的一些研究还不太到位，有的观点还有待商榷。另外，国外学者偏重于微观研究，这在探讨一些具体的问题时的确能显示出深刻、扎实、透彻等优势，但却缺少了宏观研究，在总体把握、完整描述、系统梳理等方面就显示出许多不足。

四、笔者自己的观音信仰研究

近年来，笔者在观音信仰研究方面作了一些抛砖引玉的工作。以观音信仰研究为题，先后参加过“第一届观音思想与现代管理学术研讨会”（仅提交论文）[212]、“中日长安佛教与日本学术研讨会”[213]、“中韩儒、释、道三教学术研讨会”[214]、“第二届天台山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215]、“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16]、“首届终南山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217]、“首届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218]、“文化对话：可能性与界限国际学术研讨会”[219]、中国第二届净土宗学术研讨会[220]、中国五台山首届国际佛教文化节佛教文化与艺术论坛[221]。已经正式发表这方面的论文21篇[222]，已经完稿等待发表的论文有7篇[223]，即将出版的书稿一部：《印度古代观音信仰研究》（共25万字，陕西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待出版的书稿一部《观音信仰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40万字，计划2006年在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这里仅对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作简单的归纳如下：

1、观音信仰三大体系：立足于当代整个世界佛教，把依然流传于世的观音信仰分为三大体系，即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藏传佛教的观音信仰和中国民间的观音信仰。前两者均是有经典依据的正规的佛教信仰，其中藏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属于大乘密教范畴，它以各种真言、印契和与之相关的观想等宗教义理与规范为突出特征，在整个藏传佛教体系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属于大乘显教范畴，在义理上涵盖了汉传佛教最基本的内容，在实践上代表了汉传佛教最基本的表现形态；民间观音信仰体系属于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范畴，它最突出的特征是没有经典的依据，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人士均可对其进行任意发挥，所以这种信仰体系在外在表现形态上显得纷繁散乱，在内在义理上同正规佛教的经典说教在许多方面相违背，从而呈现出一定的异端性。三大体系的观音信仰，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2、汉传佛教观音信仰的五个阶段：笔者认为，中国汉传佛教观音信仰的传播历程可划分为五个阶段：一、从三国到东晋十六国为初传期，其显著特点是称观音为光世音，所修法门只是称念观音圣号以求救苦救难，尚未形成完整的观音信仰体系。二、从南北朝到隋代为兴盛期，其主要特点是在《普门品》之外又翻译出许多观音类经典，所修法门虽仍以称念圣号为主，但造像、礼拜、供养、诵经、念咒等修持方式也日益流行起来，观音信仰体系的基本框架业已形成，观音信仰已流行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三、从隋代到宋代为普及期，其显著特点是大量观音类经典的译传，阐释观音信仰的著述纷纷涌现出来，汉传佛教观音信仰的内在理论体系最终完善，观音信仰为各宗各派普遍接受，在社会上的传播也更加深入，更加普及。四、元明清为演变期，主要特点是宋代开始萌芽的、宣传女性观音身世的妙善公主的传说，经元代的加工完善而定型，并迅速普及，女性观音信仰成为汉传佛教观音信仰的主流，与此同时，中国式的“三十三观音”等造像作品纷纷出现，中国的观音主道场普陀山逐渐成为朝拜的中心，观音信仰成为民间宗教的一个主要崇拜对象，汉传佛教观音信仰的外在表现体系最终形成。五、民国以来为持续期，主要特点是观音信仰与现实人生的结合更加密切，于是从原来纯粹依靠观音的被动型修行实践发展成依赖观音的同时效法观音的精神与行为、人人争作观音的主动型修行实践，观音宗教文化和观音世俗文化得到进一步弘扬。3、观音文化的两重结构：笔者从宏观上将观音文化分为观音宗教文化与观音世俗文化两部分，其中观音宗教文化就是观音信仰的基本义理和修持仪轨，它又可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观音所具神力的崇信，二是为获得观音神力加被而进行的修持。前者又分为因地观音和果地观音的信仰，后者则是信众所修的观音法门的主要内容。观音宗教文化是观音文化的主体，是中国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观音世俗文化就是观音信仰的世俗化或以世俗文化方式表现出来的观音信仰，主要表现在哲学、伦理、文学、艺术、民俗、养生等方面，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观音宗教文化就没有观音世俗文化，而观音世俗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观音宗教文化的传播。4、观音信仰的六种形态：笔者从观音信仰的基本义理以及与之相关的修持方式、修持目标等方面入手，将汉地佛教观音信仰形态划分为六种：其一是“称名救难型”，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根据是《普门品》，基本特征是相信观音具有“观其音声”的“方便之力”和随缘显相的“威神之力”，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若遇到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和灾难时，一心称念观音名号，以求获得救度的感应。其二是“智慧解脱型”，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依据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楞严经》。与前一种信仰形态相比，智慧解脱型信仰形态是为了使众生证悟至高无上的佛智慧，从而获得最终的解脱，而称名救难型信仰形态则只是暂时解除众生的当下之苦。其三是“密仪持咒型”，其主要特点是专心念诵各种观音神咒，亦有伴以身结印契、心作观想的，同完整的密教观音信仰已有许多区别。这种信仰形态被视为一种总持法门，因为它既可达到称名救难的目的，又能达到智慧解脱的目的。其四是“净土往生型”。这种信仰形态应该归属于阿弥陀佛信仰体系之列，但由于阿弥陀佛和极乐净土信仰在中国流传极广，观音在接引众生往生极乐世界方面的能力和意愿也就为所有信徒所熟知，从而使净土往生型的观音信仰形态广泛流行。这种观音信仰形态的主要特征在于，相信观音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两大弟子之一，其法相极其庄严，法身清净微妙，法力无边无际，心念大慈大悲，其职责就是协助阿弥陀佛接引虔诚念佛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其五是“行善积福型”。这种信仰形态是由观音宗教文化内部结构中的福德积累这一层面而来的。这种观音信仰形态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主要目标是求得今生或来世的福报，主要修行方式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广行一切善事。其四是“解疑释惑型”，其主要特点是把观音当成世俗社会中指点迷津的神仙，求其预测吉凶，解除疑难，具体方法则是五花八门，在中国最著名的是“观音签”和“观音阄”。这六种信仰形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体系完整的观音信仰形态。5、观音法门的三方互动：对纷繁复杂的观音法门进行宏观的把握，将其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即义理的观悟、功夫的修炼、福德的积累。义理的观悟主要包括般若空观和耳根圆通两大类，它是观音法门中思辩性最强的部分，是观音法门的理论基础。功夫的修炼分诵念圣号和受持神咒两种，它是观音法门中缺乏理论思辩但强调绝对虔诚、持之以恒、如法修炼的部分。如果说义理的观悟是难行道，那么，功夫的修炼则是观音法门中的易行道，前者旨在证悟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后者则侧重于现世中或者轮回过程中的消灾免难、离苦得乐。福德的积累几乎包括一切持戒修福活动，其中尤以效法观音慈悲、礼拜供养观音、观念观音圣相、弘通观音类经典、造观音像立观音寺、朝拜观音圣地等为主。总的来说，义理的观悟属于修慧，福德的积累属于修福，修慧离不开修福，修福离不开修慧，二者是互动的关系。功夫的修炼则是介于二者之间，或超脱于二者之上的一种特殊的修持活动，因为它可同时作用于修慧或修福，而修福和修慧又可以保证功夫修炼正常而稳健地进行，所以观音法门中的三方是互动的关系。

6、民间观音信仰的三教杂糅：笔者认为在中国汉族地区，由于受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印度大乘佛教的观音信仰和中国汉传佛教观音信仰中的许多成分，被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调整与改造，从而形成了既有别于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观音信仰体系，又有别于中国汉传佛教观音信仰体系的中国民间观音信仰体系，也可称之为观音民俗文化现象。这种特殊的信仰体系是佛教同儒、道两种信仰杂糅的结果，其中佛、儒杂糅主要体现在民间观音信仰的孝道、送子、延命、仁善等信仰内容上，佛、道杂糅主要体现在民间观音信仰关于观音早期身世、所处境界、在神团体系中的地位以及观音的品格和神通等信仰内容上。

7、观音思想体系的整理：在台湾学者提出“观音思想”并试图将其与现代社会接轨的背景下，笔者对观音思想的基本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整理。这种整理是从观音思想的组成、架构和基本特点三个方面来进行的。关于观音思想的组成，笔者认为由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组成，其中纵向包括三个方面：早期印度佛教的观音思想、中国佛教的观音思想、中国佛教史后期出现的民间宗教的观音思想；横向也包括三个方面：正规佛教经典中记述的观音思想、各种观音应化事迹中呈现出来的观音思想、民间文学民间宗教民间传说中所表现出来的观音思想。关于观音思想的架构，认为大乘佛教的“般若波罗蜜”是承托全部观音思想、并使其形成完整体系的基本架构。因为，观音思想是从全部观音信仰中抽象出来的，而观音信仰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着般若波罗蜜而展开的。无论是观音在因地为求证般若圣智所进行的修行，还是证悟圣智之后的果地观音所具备的智慧和品格以及观音在救度众生时所持的原则、给予众生的利乐、启示，还有众生效法观音的修行、崇拜观音的品格、纪念观音的显化、奉行观音的教诲等，都是在“般若波罗蜜”这一过程中实施的。关于观音思想的主要特点，认为应从三个大的系统来看，一是在因地修行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思想；二是在果地作为菩萨所呈现出来的思想；三是济世方面呈现出来的思想。每一系统均列举出五个特征，一共列举出观音思想的十五个特征。

8、观音信仰中国化的研究：大家都承认，观音是中国化程度最深的一位菩萨，但是，观音信仰的中国化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学术界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笔者认为，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主要表现在观音的身世、显化、灵感、道场四个方面。关于观音的身世，印度佛教主要有７种说法，其基本特点是均为男身，而中国汉地的观音身世信仰则经历了一个从男身到女身的演变过程。关于观音显化信仰的中国化，主要表现在如何获得观音显化以及观音显化的形象两个方面，从“三十三身”、“三十二应”到富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三十三观音”，就是这一发展过程最显著的体现。关于观音灵感信仰的中国化，主要体现在获得灵感的途径以及灵感在观音法门中的地位等方面。在获得灵感的途径上大量添加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内容以及把观音灵感凌驾于其他法门之上是灵感信仰中国化的突出表现。关于观音的道场，从南印度秣罗矩吒国南部海滨的布呾落伽山到中国东海的梅岑山，经过几个世纪共历三个阶段，观音道场信仰的中国化才得以完成。

笔者尚未发表的观音信仰研究主要集中在印度古代观音信仰的起源与演变及其向中国的传播历程等方面。笔者自己研究的不足之处还很多，尤其表现在对日本学术界观音信仰研究的资讯了解甚少；对藏传佛教观音信仰基本未能涉及；对宋代以后观音信仰的演变还未深入系统地研究；对观音造像的考古资料掌握不足，对艺术特色与演进的历史理解不透；对当代观音信仰的现状没有全面地调查；对观音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民族心理、伦理观念、文学艺术等的影响未作深刻的剖析。所有这些都留待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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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日本]森下大圆著、台湾星云法师译：《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佛光出版社，1995年11月。

[210] Sangharakshita “The Bodhisattva ideal：Wisdom and Compassion in Buddhism”,Windhorse Publications, Birmingham, 1999.

[211] 如：1. Ziegler, Harumi Hirano, “The Avalokitesvarasamadhi-Sutra Spoken by theBuddha: An Indigenous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 Master degree thesi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y, 1994.2. Strickmann, Michel, “The Miao-shan Revelations: Taoism and the Aristocracy.”T’oung Pao 64: 1-64.3. Stein, Rolf A. “Avalokitesvara/ Kuan-yin, un exemple de transformation D’unDieu en deesse”, Cahierse D’Extreme-Asie 2:17-77.4. Schafer, Edward H, “The Devine Woman: Dragon Ladies and Rain Maidens in T’ang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5. Reed, Barbara E. “The Gender Symbolism of Kuan-Yin Bodhisattva .” InBuddhism, Sexuality, and Gender, edited by Jose Ignacio Cabezon, Albany: The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159-180.6. Reis-Habito, Maria Dorothea, “The Repentance Ritual of the Thousand-armedGuanyin”, Studie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n Religions: Journal of the seminarfor Buddhist Studies. Copenhagen & Aarhus. 4:42-51.7. Sangren, P. Steven. 1983. “Female Gender in Chinese Religious Symbols: KuanYin, Ma Tsu, and the ‘Eternal Mother’.”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Society. 9: 4-25.8. Pachow, W. 1987. “The Omnipresence of Avalokiteshvara Buddhisattva in EastAsia.” Chinese Culture Quaterly 28(4; December): 67-84.9. Paul, Diana Y. 1985. “Women in Buddhism: Images of the Feminine in theMahayana Tradition”. Berkeley: Univers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0. Murase, Miyeko. 1971. “Kuan-yin as Savior of Men: Illustration of thetwenty-fifth Chapter of the Lotus Sutra in Chinese Painting”. Artibus Asiae37(1-2):39-74.11. Liu, Chen-tzu. 1983. “The Iconography of the White-robed Kuan-yin in theSouthern Sung Dynasty (1127-1279)” Master degree’s thesis, University ofCalifornia.12. Lawton, Thomas. 1973. “Kuan-yin of the Water Moon.” In Chinese FigurePainting. 89-90. Wor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3. Lee, Sherman E., and Wai-kam Ho. 1959. “A Colossal Eleven-faced Kuan-yin ofthe T’ang Dynasty.” Artibus Asiae 22:121-37.14. Idema, Wilt. 1999. “Guanyin’s Parrot, a Chinese animal Tale and ItsInternational Context.” In India, Tibet, China: Genesis ans Aspects ofTraditional Narrative, 103-50. Firenze: Leo S. Olschki Eitore.15. Dudbridge, Glen. 1978. “Miao-shan on Stone: Two Early inscriptions”, Harvard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2):589-614.16. Campany, Robert F. “The Earliest Tales of Bodhisattva Guanshiyin.” InReligious of China in Practice, edited by Donald S. Lopez, Jr., 82-96.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7. Mallmann, Marie-Therese De. 1948. Introduction to L’Etude d’Avalokitesvara.Paris: Annales Du Musee Guimet.[212] 1995年11月在台湾嘉义召开，提交论文《观音思想的组成、结构与基本特征》。[213] 1996年9月在西安召开，提交论文《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214] 1997年8月在咸阳召开，提交论文《儒道思想对民间观音信仰的影响》。[215] 1997年9月在浙江天台山召开，提交论文《〈法华经〉与古代东亚的观音信仰》。[216] 1998年10月在无锡召开，提交论文《试论观音信仰的中国化》。

[217] 2002年5月在西安召开，提交论文《关于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中国化问题的一些思考》。[218] 2003年9月在杭州召开，提交论文《从民间观音信仰看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儒教文化的对话》。[219] 2002年10月在北京召开，提交论文《从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看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道教文化的对话》。[220] 2004年8月在山西太原召开，提交论文《古代印度观音救难信仰与净土信仰的融合》。[221] 2004年8月在五台山召开，大会发言题目为《观音与文殊：悲智双运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222]这21篇文章如下：1、《观音文化基本结构解析》，《哲学研究》2000年第4期；2、《从民间观音信仰看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道教文化的对话》，《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3、《从民间观音信仰看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儒教文化的对话》，2003年9月《灵山海会》网站；4、《古代印度观音救难信仰与净土信仰的融合》，提交2004年8月第二届净土宗学术研讨会；5、《古代印度的观音灵验信仰》，《西域记风尘》，台湾经典杂志出版，2003年8月；6、《观音与文殊：悲智双运的理论价值及其实践意义》，提交2004年8月“中国五台山佛教文化论坛”，《中国宗教》2005年第11期；7、《关于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中国化问题的一些思考》，提交2002年5月首届终南山佛教学术研讨会；8、《中国观音文化的基本特征》，《正法研究》1999年创刊号；9、《观音文化简论》，《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10、《观音信仰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华夏文化》1996年第4期；11、《观音思想的组成、架构与主要特点》,《宗教哲学》1997年第1期；12、《试论古代观音信仰的四种形态》，《南海菩萨》总第176期；13、《儒道思想对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的影响》，《中国佛学》创刊号；14、《试论观音所证的法门》，载《普门杂志》1997年第7期；15、《观音法门略释》，载《五台山研究》1997年第3期；16、《中国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载《宗教哲学》1998年第1期；17、《中印佛教观音身世信仰的主要内容和区别》，载《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4期；18、《法华经与古代南亚和东亚的观音信仰》,载《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19、《试论观音信仰的中国化》，载《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观音菩萨的身世、显化与灵感问题浅析》，载《观音菩萨传》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21、《观音文化的宗教意义》,载《观音菩萨传》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223] 这7篇文章是：1、《观音信仰研究现状分析》（约1.3万字）；2、《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起源》（约1.6万字，将提交2006年3月台湾法鼓山主办的“第五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3、《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最初形态及其流传》（约8千字）；4、《古代印度观音信仰与般若思想的合流》（约1.5万字）；5、《古代印度观音灵验信仰的基本形态与流传》（约2万字）；6、《观音汉语译名的历史演变与争论》（约1.8万字）；7、《中国观音信仰的基本特性》（约8千字）